贤妻良母符合女性的自然法则和生物本能

过去，一些女权人士常常把所谓“贤妻良母”当成男权思想的残渣余孽，认为应该批判，应该摒弃。的确，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的形象被严重歪曲了，母性的宽容和忍让被无休止夸大，好像贤妻良母就应该无条件地付出，女性的独立个性和自主意识受到极大压抑。但是，不能为了泼掉污水就把孩子也一并扔掉，不能因为儒学中存在一些腐朽落后的糟粕就把孔老夫子也一并打倒。贤妻良母这个集各种传统美德于一体的“经典化身”，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女性的自然法则和生物本能。因为女人天生具有母性，这种母性既包括对生儿育女的渴望，也包含女性与生俱来的全情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所以，母爱是最无私的，也是最博大的。

十几年前，有一部电视剧《渴望》轰动大江南北，它的女主人公刘慧芳一下子成了千千万万中国男人心目中择偶的首选目标。其实，剧中的刘慧芳既不漂亮也不妖娆，但她符合传统贤妻良母的一切美德：温柔体贴、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忍辱负重、顾全大局……

试想，如果女人都不当贤妻良母，都不生孩子了，都走出家庭当“雄赳赳，气昂昂”的女强人，甚至全是不婚主义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阴盛阳衰，女人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女人，男人也都不像男人，人类的繁衍将受到巨大挑战。

19世纪后半期，挪威有个戏剧家易卜生写了出轰动一时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呼吁已婚妇女应该经济独立走出家庭。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一直生活在一个自以为幸福的家庭中：丈夫体贴，儿子懂事。可突然有一天，一场意外的家庭冲突让她发现，她只不过是身为银行经理的丈夫海尔茂手中的一个玩偶而已。她茫然了，她迷惑了，她愤怒了。最后娜拉头也不回地打开大门，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娜拉走后怎样，易卜生没有给出答案，但各方的讨论及关注却从未间断，甚至波及了世界范围。有的评论家预言，这样一个女人走出家庭，除了堕落进妓院似乎无路可走；还有的评论家认为，娜拉还得回来，倒不是说她要屈从于丈夫的淫威，而是女人的天性使然，她离不开家，更离不开孩子。

鲁迅先生曾于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也不得不承认：“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之类的……”在这里，鲁迅先生发出了他那句经典的慨叹：“人生最苦痛的就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离开了家，在那个黑暗的社会，女人如同待宰的羔羊，是有被吞噬的危险的。当然，经济上无法真正独立也是娜拉“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悲剧所在。

然而，当女性真的迎来经济独立的那一天，是否就意味着她可以心安理得地走出家庭呢？拍摄于1979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克莱默夫妇》就进一步探讨了这个问题：家庭主妇乔安娜因无法忍受婚后生活的平淡无趣，抛夫弃子离家出走。一年之后，她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当她准备把儿子从丈夫那里接过来独立抚养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儿子不再像原来那样需要她了……影片的结尾，乔安娜的面部特写令人难忘，看上去，这个20世纪的“娜拉”似乎更迷惘、更痛苦了。

我觉得，乔安娜的痛苦实际上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职业女性的两难选择：是要工作和事业，还是要婚姻和家庭？有趣的是，当男人都在做着娶个贤妻良母的美梦的时候，很多大家闺秀、都市丽人却拒绝成为男人的附庸，拒绝当“三转女人”（围着老公转、围着小孩转、围着厨房转）。为了追求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和人格上的完整自由，她们在职场上都把自己修炼成了百毒不侵的“白骨精”。一方面，她们是人人羡慕的“三高女性”（高学历、高收入、高层次）；另一方面，她们大都人前风光，人后寂寞，人前欢笑，人后落泪，人前衣香鬓影，人后斯人憔悴。不知不觉中，她们变成了无家庭、无睡眠、无笑容的“三无女人”。

为什么会这样？

道理很简单，女性天生爱筑巢的本能不时提醒她们：家是女人的子宫，一个只要事业、不要家庭的职业女性犹如被切除了子宫的女人，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女人。

一位女作家跟我说过：每个女人期待的生活似乎都可归结为一点：为了一个家的三餐饮食和四季衣裳而忙忙碌碌。尽管这样，她们仍会为这种相夫教子的生活执迷不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一针一线、密密麻麻缝制的衣服，眼看着穿在自己心爱的丈夫和儿子身上，每个女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升起一股深深的自豪感。这也是为什么游子思乡，往往最挂念的是母亲。因为母亲就是家的同义词，母亲温暖的怀抱象征着家的甜蜜和温馨。倘若一个女人只是事业成功，却没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也只是一个失败的女人。家庭永远都是那些貌似强大的女人心中可望而不可即的一道遥远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