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凌鹤 [url=]Queen主义[/url]

　　余点有话说：

　　今天这篇文，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写作小偶像--专栏作家郭凌鹤的原创，原载在iLook杂志。昨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不知不觉放下了手头所有的事，一字不落看完，非常喜欢，立刻跟她嚷着要转载过来给大家看。

　　文章中这几位不擅撒娇的女人，让我们看到女性生命另一种大气的可能性，”她们放弃了改造自己融入大众的企图，而是将才华投入了让自己熠熠生辉的领域，你无法评判，这些女人是不是好命，因为她们的生命是用价值而不是用价签来衡量的。”

　　有时别让太世俗的标准决定你该成为谁，女人首先应是充满创造力的、有价值的人，不该让大众眼里的性别文化扼杀了生命宝贵的可能。

“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赴日，

此像摄于十六日宴罢归家时。”

“悄”是悄吟，萧红的笔名。左起：黄源、萧军、萧红

　　我的闺中密友H君，是一位拼杀在京城不折不扣的职场女精英。BOBO短发、干练皮裙、九寸高跟，名牌包包，就职于高薪高压的IT行业，游走在光怪陆离的创投圈，可谓是文能经营公众号，武能扛起桶装水，进能侃晕天使投资，退能看懂财务报表。可就是这样一位女汉子，却在三角恋中败下阵来。

　　那一晚H君坐在三里屯声色迷离的小酒吧干掉一杯长岛冰茶一杯威士忌酸，咬牙切齿涕泪交流地说自己败得太不甘心。原来H君爱上放浪形骸的才子，两人事业搭配天衣无缝俨然是相扶相携的灵魂伴侣。可才子在她和萝莉甜心小女友之间毅然选择了后者，理由是:“你那么独立坚强，离开我也能活得很好。可她那么柔弱，需要我保护。”

　　我听完不禁狂笑，这样的狗血对白，有没有很像周公子那部电影《撒娇的女人最好命》？有多少女汉子母性爆棚为心上人保驾护航，却敌不过萌萌嗲嗲的一句“不要吃兔兔”？

　　H君百思不得其解：“我以为他懂文艺懂审美，特立独行⋯⋯没想到他判断异性的标准也这么庸俗，他们不知道卖萌发嗲装可怜都是心机女的手段吗？”

1953年萧军和萧红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合影。

　　我看着痛心疾首的H君，恍惚想起了一个世纪前的民国。女作家萧红（当时还是没出名的文学女青年）和萧军度蜜月，一件开线的毛衣让萧军想起了曾经帮他织毛衣的“敏子”姑娘，滔滔不绝，念念叨叨，说她长得很好看，小眼眉很黑⋯⋯嘴唇很红！说着说着还情不自禁地在被子里捏了一下萧红的手。这让萧红很反感，“我又不是她”。

　　想来，当年的萧红也曾经历过自尊心的深深挫败吧。她是自恃甚高的女作家，她和萧军的爱情源起于英雄救美，植根于文学和人生理想的共鸣。她以为这样高贵的爱情可以打败一切，却没想到，文学青年萧军和世间男人一样，是不折不扣的视觉动物，是用荷尔蒙而不是头脑思考的，是要在女人面前找到大男子的权威的。

　　东北莽汉萧军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轨，从房东家的三小姐，到南方姑娘陈涓，无一例外是更符合主流社会框定的“女性魅力”的：健康、妩媚，可爱又任性，懵懂又刁蛮。她们追求服装的款式和面料，用绸带和口红把自己打扮漂亮，喜欢滑冰、看电影这些洋气的文娱活动，有着天真烂漫的少女心——重要的是，肯对男性表现出由衷的崇拜，擅长言笑晏晏地撒娇。

　　而萧红对于主流认定的“女人味儿”显然是持有警惕和距离的。她曾经和萧军逛商场，看到柜台里高档的巴黎香水，萧军开玩笑说：“买上它几瓶罢！”萧红回答：“我一辈子都不用那有臭味的水！”玩笑也好，真心也罢，总之，萧红的个性有点“愣”的成分。

　　萧红擅长像个战友一样牺牲和付出，却不擅长撒娇。她和萧军一人含一块糖，伸出红舌头绿舌头无忧无虑地欢笑；她和萧军分床的夜晚，嘤嘤作泣像无助的小女孩。她拜访鲁迅先生的前夜，拼尽全力为萧军赶制一件黑白格子礼服；她在信里絮絮叨叨让萧军买软一点儿的枕头、多吃西瓜和水果。可这些行为表现，更像是萧军的小女儿或者小妈妈，却没有两性之间那种暧昧的、悠游的、带着挑逗意味的张力。

　　萧红总是像个小女孩一样梳着两条辫子、扎着两个蝴蝶结，似乎是刻意地扮嫩。但这样的装扮配上萧红少妇的身份，反而更衬托出她深层的自卑。无论怎样努力，萧红始终是活得严肃的、用力过猛的。严酷的生活早早地折损掉了她的少女之心，也从未教会她世事洞明皆学问的优游自如。作为一个作家，她在她的职业中是自由的。但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如何利用女性身份示弱，如何套牢男人心⋯⋯这些方面，萧红几乎没有一点心计。

　　于是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这句话，像不像今天的“女汉子”们常常收到的好人卡：“你努力、勤奋、上进、有才干，你是好姑娘，但不适合做老婆。”

张幼仪与徐志摩，1921年，巴黎

　　倒是让人想起了民国的另一位女性：徐志摩抛弃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张幼仪和陆小曼曾经共同参加过一个饭局，胡适做东。张幼仪说她也弄不清楚胡适出于什么心理设这个饭局，但她觉得她应该去，去了，会显得“有志气”，让世人看看自己并不是一个落寞到不敢面对的弃妇。

　　饭局上，陆小曼喊志摩“摩”“摩摩”，徐志摩喊她“曼”或者“眉”，两人娇嗔亲密，如胶似漆。张幼仪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沉默。多年后她回忆说：“我没法回避我自己的感觉。我晓得，我不是个有魅力的女人⋯⋯我做人严肃，因为我是苦过来的人。”

　　张幼仪和萧红的出身是相似的：清末民初的小镇大户人家。在这样的家庭里，女性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她们从小到大，不得不为了一些很基础的事情——受教育的权利、不裹脚的权利，反复地与父辈博弈，与生活缠斗。

　　面对父辈安排的婚姻，萧红选择了叛逃，张幼仪选择了顺从。但顺从的结果，改变不了婚姻的悲剧属性。徐志摩第一次看到张幼仪的照片时，就嘴角往下一撇：“乡下土包子！”后来对她也始终冷漠疏离。

　　尽管张幼仪长得不差，且努力上进，但徐志摩始终视她为无趣的女人，她不明就里，持续付出，却换来更多的屈辱和冷落。因为缺少父亲的关怀，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幼子彼得在3岁时患病毒性脑膜炎夭折。

　　经历了离婚和丧子之痛后，张幼仪被徐家父母认为养女，成为徐氏家族的掌门人。她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张幼仪不计前嫌，对徐志摩始终有着亲人式的关怀备至，这让徐志摩信赖她、敬佩她，但，自始至终，不能爱上她。

　　张幼仪和萧红，一个南方，一个北方，一个纵横商场，一个驰骋文坛，看似并无交集，却有着相似的时代特征。她们身上遗留了旧式妇女的美德——忍辱负重、牺牲奉献、寒窑苦守十八年的王宝钏精神。而时代的变革又让她们惊起直追新的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没有给她们足够的宠爱，也没有给她们享受的时间，于是她们注定成为不会撒娇的、喜欢跟自我较量的女人，因为根本没有撒娇的对象。

　　在“被爱”这件事上，1923年考取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的中国女子潘玉良，似乎运气更好一点。在那个年代，能出国留学的女子家庭非富即贵，而潘玉良是个另类。出身贫寒的她，在父母双亡之后，一度被自己的舅舅卖入青楼。如果不是她豪放的京剧唱腔打动了当时任芜湖海关监督的潘赞化，她的人生基本是没有任何指望的。

潘玉良《持扇自画像》

　　潘玉良长相平平、性格直爽粗粝，喜欢唱京剧里的黑脸包拯，可以说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魅力”。但独具慧眼的潘赞化不仅“救风尘”、把她娶回家，还让她读书识字、发掘了她的绘画才能。在潘赞化的托举下，潘玉良得以考入刘海粟创办的美术专科学校，并且走出国门，去见识西方的文明和艺术。

　　然而当出国留学7年的潘玉良回归本土时，感受到的是世界的深深恶意：她的画不被主流艺术圈接受，她喜欢和擅长的人体画被人们指指点点；她来到公共澡堂试图描摹女性天然的裸体，惨遭妇女们的辱骂和群殴；她曾经卖入青楼的历史，让占领道德高地的人们找到了靶心；她虽然身为潘赞化的妻子，却无法改变“妾”的身份，而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以各式各样的旧式习俗摧残着她的自尊。

　　那是1937年，战争爆发。26岁的萧红跟随萧军南下武汉投靠蒋锡金，并在困境中保持创作；37岁的张幼仪作为上海商业女子储蓄银行的副总经理，在危难中力挽狂澜；而42岁的潘玉良借着国际博览会之机重返法国，从此再未回国。绘画，是她下半生唯一的主题。

潘玉良《交谈女人体》（1958年）

　　潘玉良有许多穿着旗袍的自画像，这张穿着绿色旗袍的即是其中之一。

　　今天回顾民国，那些“不会撒娇的女人”，告诉了我们什么？

　　萧红曾经感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而是怯弱，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性情。”她对于自我的处境有清醒的认知，也深知没有足够的能力反抗。她所能做的只能是拼命写作，拖着病弱不堪的身体，以每年十万字的产量写作——她只活了短暂的33年，却留下了不朽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

　　张幼仪则在晚年回忆录里说：“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她以卓越的才干，成为上海极具社会号召力的商业女性领袖。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邻居苏医生向她求婚，二人携手走完下半生。1988年她逝世于纽约，墓碑上刻着“苏张幼仪”。

　　而在人生的后半段，穷困潦倒的潘玉良将全部的生命倾注于绘画。颠沛流离中、饥寒交迫中，她坚持着自己的“三不主义”——不谈恋爱、不改国籍、不与画廊签约。巴黎华人回忆，潘玉良“长得不太好看，嗓门粗大，喜欢喝酒打牌唱戏”。因为没有钱，她请不起模特儿，只能揽镜自画。潘玉良的自画像并不美，高颧骨挑眉毛，骨架粗大，笨拙无措，甚至坦胸露乳、醉态毕现。她无意去粉饰，而只是坦坦荡荡去展现生命最肆意的样态。她在世的时候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但几十年之后，她的作品在国际艺术拍卖市场上频频跻身天价榜单。

　　在民国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社会赋予了女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丰富的可能与挑战。如果说萧红实现了文化属性的自觉，张幼仪实现了社会属性的自觉，潘玉良则实现了天性解放的自觉。这些不擅长撒娇的女汉子，放弃了改造自己融入大众的企图，而是将才华投入了让自己熠熠生辉的领域。在创造与开拓中，她们忘却了性别身份，忘却了不完美的童年，也忘却了来自男权社会的攻讦和非议。

　　你无法评判，这些女人是不是“好命”，因为她们的生命，是用价值而不是用价签来衡量的。而今天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活得更丰富一点？所以，世间不会撒娇的女汉子们，一时一地的情场成败，真的没那么重要。

作者：郭凌鹤

自由撰稿人，专栏作家

成全别人，恶心自己!

不撒娇的女人也会有好命。